社会责任与制度创新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元素——论“厚德载物”在市场经济生活中仍

社会责任与制度创新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元素

——论“厚德载物”在市场经济生活中仍是铁律（四）

人是万物之灵，但不是万物的主宰。然而，人类对自然界的责任却是不可推卸和重大的。生物界证明，处于金字塔顶端的生物所起的作用最大，但高端生物的生存所需要的能量和资源也最多，而且它们的微小变动会引发其他生物的一系列巨大变迁。人类要肩负使命，先要控制自身的私心和贪欲，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化人的道德觉醒，以及确保责任履行、道德实践的制度创新。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社会责任心是天下为公大志向的外在显示和担当，是通过道德修养顺应自然的心身规范，从而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传播恒久的关怀和大爱。老子认为，人类对待自然的责任是“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违”（即始终遵循自然规律，竭力保持生态平衡而不敢有所违背）；对待同伴是“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即有高度道德修养的人，心胸宽广而没有私心，始终把百姓的冷暖放在心里）；对待国家社会的责任是“执一以为天下牧”（即从道德的高度教化人民，统领社会与国家）。从而告诫人们：敬畏自然，共同呵护生存环境；效法厚德之人，一起维系人际和谐；以道德为最高宗旨，规范大众行为。

社会责任是一种由内而发的强烈使命感，也是浓厚的忧患意识，而社会责任又源于德养积淀的喷薄。大禹治水体现了救民水火的责任。他居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由于长期在水中劳作，腰以下的肌肉都溃烂生虫了。以至于人们感慨：“微禹，吾其鱼乎!”意思说，要不是有大禹，我们现在早已变成鱼虾了。他的丰碑建立在大地和人心之上。孟子说：“如果想以道德来安抚治理天下，在当今之世，除了我还有谁可以肩负这个责任呢？”被贬官而不消沉的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认为,治理天下的人,一定要忧患自己的人民，哪怕远离朝廷也要为国家分忧。宋代学者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表达了中华文化的广阔视野和超群境界：心灵的正气当充盈于天地之间，有限的生命当奉献于民，继承先圣超凡绝伦的道德文化，开创千秋万代的和谐盛世。一代代杰出的中国人，在强烈的历史使命感驱动下，坚忍不拔，勇担道义，特别是在国家民族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共赴国难，视死如归。中华文化的高度社会责任和英勇献身精神，成为烛照后世、难以泯灭的人类共同遗产。

柏拉图说：“我们把一切从外国借来的东西变得更美丽。”希腊文明建立在吸收古老东方文明的优秀遗产之上，创新发展成了西方文化的源头。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西方手持惟我独尊的“法杖”，俨然认为自己的一切价值观、一切政治制度、一切经济理念都是“真理”，而其他文明只配听命与遵行。从2008奥运火炬的传递在美英法等国受阻，及西方媒体对3·14事件歪曲报道和造假中凸现，西方面对中华文明复兴曙光的焦虑感、不安感的反映。同时，全球华侨、华人、留学生们护卫奥运圣火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理性爱国精神，也彰显出让世人惊叹的智慧和力量。从历史上看，中华文明历来以道德担当为责任、以利益天下为抱负，她的和平崛起是世界的福音而不是威胁。看来，西方确实需要心平气和地回到其源头，重温柏拉图的教诲。

主导世界的力量始终是道德和公义。著名学者埃里希·弗罗姆提出“人性异化论”，批判西方文明导致了人性的异化和道德的错位，这种异化和错位经过市场经济“温室效应”的扩大，正严重地侵蚀着“地球村”应有的社会责任和创新精神。因此，重建和平、友爱、自由的新型社会制度，确保道德价值在转型时期的核心地位，正成为各国最为迫切的时代责任。

制度创新是社会大变革中降低执政成本和提高效能、提升公信力的路径。早在《周易》中就有“日新之谓盛德”的预见。意思为，厚德载物的盛况只有通过不断变革才能实现。可见，中华文明并不缺乏创新意识和精神，诚然西方的制度创新精神有其可取性，但因缺乏天下为公的道义内核，其制度本身不值得复制。制度创新需要审时度势的应变能力，责任担当则需要厚德载物的文明底蕴。再现海纳百川的气宇，善于兼容他人的经验，不仅滋养中华文明经久不衰，还能为西方解救人性迷茫以及各类危机伸出援手。

人类已迈入各文明争奇斗艳、你追我赶的大赛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都在为新一轮的经济竞争做制度创新的准备。时不我待，中华文明的生机勃发要靠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觉醒和制度创新来护航，扬弃“唯西方主义”的逆流，重拾信心，强化个人和团体的社会责任意识与制度创新能力，当是凝聚、提升我国核心竞争力不可或缺的关键性支撑元素。

稿件来源：农民日报  责任编辑：蔡薇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