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镜 论道德文化复兴 （下）
——修身是中国文化的灵魂
熊春锦
全文目录：
一、道德治世神州显
二、道德流失祸之端
三、背叛道德祸循环
四、偶崇道德奇迹现
五、道德修身天下公
上堂课，我们比喻了一下，在轴心时代中国的老子和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他们这一批大智慧者都是运用“内求法”来寻觅宇宙自然的真理。
苏格拉底，这个被德尔斐神坛称为“最有智慧的人”，他的结果却不理想。他是被关在雅典城邦的监狱中，衣衫褴褛、散发赤足，面容却镇定自若地接过狱卒端进来的一杯毒药，一饮而尽。之后，他躺下来安详地闭上了双眼。可能像苏格拉底这样一类的西方圣人的这种遭遇跟东方是截然不同的。例如西方的圣人，号称圣人一级的也不外乎就是基督，他也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再看一看苏格拉底是被一杯毒酒断送了自己的生命。虽然这些圣人都坦然地面对死亡，去面对着自己新一轮的新生；但是他留给世人的这一个影响和教育却是无比地深远的。这些特点，同样与我们中国历史上的现象也具有同样大的差异性。这点上，我们应当把握，不要认为西方的文化现象和中国的文化现象没有什么不同。古希腊文明的香火，又从苏格拉传到了柏拉图的手中。因为当时他的弟子柏拉图当时就坐在床前，亲眼目睹了这么惨烈的一幕（——《西方哲学史》）。
柏拉图同样并不认为真正的智慧来自于我们对周围世界的观测和学习，也就是说，他与我们老子所说的一样。后天的智识是日日新知，“为学者日益，闻道者日损”，而是来自于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理念世界”。柏拉图是这样讲，他把太极黑里面的那种更高级的思维称之为“理念世界”。柏拉图说：“人在降生以前，他的灵魂在理念世界是自由而有知的。一旦转世为人，灵魂进入了肉体，便同时失去了自由，把本来知道的东西也遗忘了。要想重新获得知识就得回忆，认识的过程就是回忆的过程，是不朽的灵魂对理念世界的回忆。”而至于如何才能回忆起“理念世界”，柏拉图和绝大多数的希腊哲学家一样，认为“闲暇”乃是智慧的主要条件（《西方哲学史》）。用这个“闲暇”，把它翻译成“闲暇”也是挺有意思的，也就是说身要闲下来，心要闲下来。要留出一段空余的时间给自己的灵魂，进入到自己的“理念世界”当中去进行回忆。所谓“闲暇”，的确与老子的“闻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德道经》）乃是异曲同工之妙，心身清静就是开启“理念世界”的钥匙。
这些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又从没有相互进行交流，而且都是各自民族最为杰出的先知先觉者，他们对宇宙和生命的观念却都是这么样“英雄所见略同”，这个巧合绝非偶然。为什么这些圣者、先知者，他们的意识是那么地高度一致？是他们愚蠢，还是我们现代人聪明？还是我们现代人已经没有这种慧性灵觉，远比他们愚蠢得多呢？我觉得，很可能还是我们现代人并没有这些祖先们的智慧来得更深远、更深长。他们的方法，才是最简单、最容易、也能够最直接地、根本地去认识这一个宇宙自然的根本性的方法。
从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的文化，同样地一直到亚里斯多德以前是一个界限，他们的科学方法中同样具备着修身而内求法的因素。然而这些修身内求法，不知道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形成方法系统，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没有系统的文字存留下来。当时应该是有文字留下来的。你看苏格拉底当年，有时站在那儿仰望着天，他可以静静地、默默地站一天的时间，而他的弟子就围着他，等他从那种所谓的“理念世界”中复苏过来，就那样悄悄地等他。应该说，他既然能够进入这种深的无为或者说无不为的状态，那么他的经验和方法应该有所传承。
但是当柏拉图死后，苏格拉底传给柏拉图，柏拉图死了以后，而他的学生亚里斯多德却突然带领着整个西方文明完全抛弃了清静内求的这种“闲暇”的方法，与自己前辈的理念分道扬镳了。由此可见，亚里斯多德并没有掌握他的老师、他的师爷这个验证“理念世界”的方法。亚里斯多德有一句名言：“吾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科技五千年》），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亚里斯多德与柏拉图的不同。亚里斯多德几乎对自然界的各个领域都进行过系统的探索，也就是都进行过运用自己后天的智识进行、观察和实验。这与反对观察和实验，甚至以观察为“禁区”的柏拉图完全相反。
虽然亚里斯多德的方法被现代西方科学奉若神明，然而他却在科学上做过许多错误的论断。罗素在自己的《西方哲学史》中说：“自迄十七世纪的初叶以来，几乎每种认真的知识进步都必定是从攻击某种亚里斯多德的学说而开始的”（《西方哲学史》）。可见亚里斯多德已经只是一位智者，智者他只用后天的意识就难免不犯错误。而且，看来他的错误还不少：“几乎每一种认真的知识和进步都必定是从攻击亚里斯多德的学说开始的。”那么亚里斯多德、欧几里德和阿基米德他们这几个几乎都是同时代的人。从那个时候开始，西方科学就走上了分析和还原的道路。只依靠直觉与灵感展开逻辑推理和实验证伪进行科学的研究与发展，将内求法同样地完全丢弃。
这一点与东方的文化转型现象有点类似相同，两者都是发生在这个“轴心时代”期间。我国道德根文化基因流失最严重的现象发生在两个时期，也就是所谓学术（我们现代学术界所说的）最发达的两个时期：一是周秦诸子，二是赵宋诸儒。我们现在很多学者，都认为这是我国学术最发展的时期。但是如果站在道德根文化的角度来看呢？它并不是学术最发达的时期，而是学术上基因丢失最严重、基因畸变最厉害的时期！周秦诸子时期，是学术界对道德根文化进行肢解瓜分，各取所利，根文化基因散失的时期；而赵宋诸儒时期，则是儒学对道德根文化基因进行全面异变僵化的时期。
西方的分道扬镳，属于一种理性的分手，各走各的路，并不互相干扰；而且，西方文化是向科学方向发展，并没有拼命往皇室之中进行钻营，也未曾对灵感和直觉思维“理念世界”的学说进行清除与封闭。然而，东方却截然相反。在转型的初期，孔子的儒学对伏羲的易道文化、黄帝的法道文化和老子的德道文化，还是处于一种求知学习探索的态度。但是孔子也像亚里斯多德一样，并未能掌握中国道德根文化中早就存在的修身内求法，他的弟子颜回的坐忘水平都要比他高出一筹，孔子曾感叹说“丘也，请从而后也”（《庄子·大宗师》）。也就是说，他自己的水平只能随在学生的后面向前跟进了。但是颜回的这个所谓“坐忘”的修身水平，却也未真正能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就过早地亡故了。这也可能算孔子一生的重大损失吧。
东方中国文化的转型，似乎大道特别眷顾这块东方的大地。在整个社会严重放弃“修之身，其德乃真”（《老子·德道经》），不再通过天人合一而获得事物的法则和真理时，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全都仅凭后天“为学日益”的智识，从伏羲易道文化和黄帝法道文化中采撷只言片语进行发挥创造。当智者们纷纷逞智显才之时，在这一大批智者涌现之中，却同时诞生了一位大慧大智的圣人，他就是老子。是老子用他那通天彻地、纵贯古今的大慧大智，上承伏羲的易道文化和黄帝的法道文化，在整个世界文化转型的“轴心时代”中，为了不使中华道德根文化枯烂，避免道德文化基因的彻底异变，他悄然地来到了这一个“轴心时代”，创立出无比精湛的德道文化思想，撰写出《老子·德道经》五千言。用她既作为最精辟的东方哲学宣言，同时又将至简至易的修身方法隐藏于五千言之中，从而作为中华民族道德根文化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不至于断灭的瑰宝。成为轴心时代东方文化“卅辐同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也”（《老子·德道经》）的真正轴心，然后又悄然地离去。
据史记记载，公元前524年，孔子已经27岁了。有一天，他忽然对弟子南宫敬叔说，“周守藏室的史官老子，是个博古通今之人，他明白道德的根本，我要去拜访他。”就这样，南宫敬叔架起一辆马车，不远千里，送孔子求教于老子。
孔子对老子说：“大道不行，仁义不施，战乱不止，国乱不治，而人生苦短，我为不能有功于世、不能有为于民而感叹呢！”。老子回答说：“天地无人推动而自行，日月无人点燃而自明，星辰无人排列而自序，禽兽无人制造而自生，此乃自然大道为之也，何劳人为乎？人之所以生、所以无、所以荣、所以辱，皆有自然大道作主。恭顺自然大道之理而思，遵从自然之道而行，国则自治，人则自正，何须津津于礼乐而倡仁义哉？津津于礼乐而倡仁义，则违人之本性远矣！” 。这是老子当年对孔子的一段开示，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者之间的差异。
临别前，老子又告诫孔子说：“我听说，‘良贾深藏若虚’，就是说好的商人、优秀的商人深藏若虚；君子有高尚的品德，外表却谦恭得像一个愚钝的人，你此去后，应去骄气于言表，除志欲于容貌。否则，人未至而声已闻，体未至而风已动，张张扬扬，如虎行于大街，谁敢用你。” 孔子听了这一席话就回去了。
孔子回到鲁国后，三天一言不发，只是沉思。弟子觉得奇怪就问之，孔子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罗网可以捕获野兽，弓箭可以射下飞鸟，丝线可以钓到游鱼。至于龙，它乘风云而上天。我见到的老子就是一条龙啊！”
孔子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时，曾说：“我十五岁的时候就立志求学，到三十岁的时候才有所成就。” 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他27岁时问道于老子，在随后的三年中对老子开示的思悟，还是获益非浅的。但是，孔子的学问却始终未进入慧识科学领域中探索，他对《易经》的研究也只是智者的参悟。
公元前
当老子西出函谷关化胡而去，孔子哀叹“天下无道久矣”而病殁于鲁国后不久，整个社会就全面陷入战争的金戈之声和百家争鸣的更激烈的振荡之音中。
中华民族所万幸的是，老子在临行前留下了一部《德道经》五千言；孔子则采善贬恶，笔削《春秋》。伏羲的易道文化、黄帝的法道文化、老子的德道文化，共同凝聚成东方中国道德根文化系统得以保存下来；孔子的著作中，也同样保存着大道光芒的余辉；共同成为在大乱后恢复大治时，
老子的思想在两千多年以来，由于整个社会完全丢弃了“尊道贵德”这个根本，抛弃了老子所说的“尊道贵德”、“修之身，其德乃真”（《老子·德道经》）这个实践修身的法则，不能进入天人合一的状态进行感格、体悟，所以直到今天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他所留下的五千言，意境深远，高深莫测，不受时间、空间的制约，玄妙无比。如果说它是一部自然大道的真经也毫不为过，因为五千言中只字未提中国或外国的人物、事件、朝代和地域，这一点我们注意到没有？五千言当中根本不涉及中国或者外国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事、朝代和地名、地域。五千言所阐发揭示的是人世间一切学问中无出其右的“绝学”。正如老子自己所言：“见素抱朴，少私而寡欲，绝学无忧”（《老子·德道经》），只要真实地实践圣人之治的方法论，“修之身，其德乃真”，去实践“见素抱朴，少私而寡欲”。在道光德能中保持住朴素无华，忠信厚实，扼制清除过分的私心贪欲，就能掌握圣人之治的“绝学”，永无忧患苦厄！
他告诫一切读者：“为学日益，闻道日损”，每天通过后天认知学习积累掌握的经验知识，并不是人类最高的学问。“会当临绝顶”，要掌握人间绝学，就应当通过修身而掌握圣人之治的绝学。通过修身而天人合一，攀登一切学问的绝顶。“绝圣弃智，民利百负；绝仁弃义，民复畜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老子·德道经》）。这都是老子的五千言当中的原话，怎么样去正确解释呢？当掌握了绝顶的圣人之治的学问，能够“无为而无不为”时，能够“无之以为用”时，人们拼命追求后天智识的积累，实现大智也就失去了价值和意义，这就是“绝圣弃智，民利百负”。当“修之身，其德乃真”，进入到仁性的绝顶“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老子·德道经》）的境界时，整个社会也就慈爱、平等、大公、大同，复归于“尊道贵德”的社会状态中，也就不需要运用孔子所倡导的仁义礼这一套学问来规范制约了，这就是“绝仁弃义，民复畜慈”的正解。能够天人合一、无为而无不为时，一切科学发明创造的灵感巧思就会自然迸发，科学创造发明中什么应当发明、什么不应当发明，也就了然于胸，“无之以为用”进行自然调控。那种仅凭后天智识进行盲目地发展，盗天窃地，破坏自然生态平衡，破坏人类生存环境，违背自然道德法则，以及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错误取向，以及仅用智谋进行取利、益己之私的现象，自然就会放弃，盗取剽窃也就自然绝迹。这就是“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的正解。
非常可惜，由于社会上丢失修之身的方法远久，人们对老子说的这个“绝”字难以正确解读，居然解读成老子“竟然自称抛弃智慧、拒绝学问”，这种误读错解，流毒甚广，几乎遍及现代的各类文章论文之中，对复兴道德文化为害甚重。无怪乎，修身的前辈们都要谆谆告诫自己的弟子：“未修身时莫解老”！
老子的一句“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 （《老子·德道经》），似乎谁都知道，又似乎谁也都不知道；似乎谁都能解释，但又似乎谁也解释不了。其实老子早已料到了这一点，“吾言甚易知也，甚易行也；而人莫之能知也，而莫之能行也。言有君，事有宗。其唯无知也，是以不我知”（《老子·德道经》）。一个“可”字的本义和衍生义，就将隐喻藏诀的秘密全部包涵在其中，至简至易的“修之身，其德乃真”的圣人之治技术方法也同样隐藏于其中！
不仅如此，老子的五千言给中国社会还带来了一个更大的历史谜团：两千多年以来，不论朝代如何兴亡更替，凡是所谓的太平盛世出现时，竟然没有一个不是遵循了老子的学说而治理的。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迷团。只要用了他的学术，或是接近他的学说，那就能够产生太平盛世。这是纯粹偶然的巧合呢？还是其中包含着某种神秘的必然因素呢？
两千五百年间，几位遵从老子之说、顺应大道、尊道贵德而治国的皇帝，囊括了仅有的几百年辉煌时代：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等等，他们都成功地创造了自己历史的辉煌。就这么两三百年时间——在两千五百年当中，都没有离开老子，老子的思想就把这仅有的九分之一这么一个短短时期的历史上锻造的辉煌，他都全部囊括在他的思想当中了。这些辉煌，都与老子的思想密不可分。
在整个社会经历了春秋战乱、秦朝暴虐、楚汉相争将近六百年的苦难之后，刘邦采信黄帝五德相胜学说而一统天下。汉朝的前几代皇帝都并未尊孔学而治国，而是只重黄老学说。学士陆贾曾经向刘邦建言：“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可见当时黄帝的学说和老子的学说，在朝廷中具有重大影响作用。刘邦虽然没有全面贯彻黄老的无为而治思想，但是到刘邦之子孝文帝执政以后，在酷爱老子学说的窦皇后和老丞相陈平、曹参的扶助下，文帝就开始了专以老子学说为师，尊道贵德，无为顺道而治。虽然文帝仅仅只是运用黄老学说约束心身，规范言行，而并未全面按照黄老学说运用圣人之治的方法论，像黄帝当年那样在自己心身内、心身中展开全面、深刻的修身实践，却也产生了巨大的修身效应，从而使天下进入了清平和谐、人心安定、社会祥和发展的太平盛世时期。
据史载，文帝犹有亲民近民之美、慈恕恭俭之德。以百姓之心为心，而与民休养生息。汉惠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宫室、园囿、车马和服饰，在刘邦为帝的基础上一点都没有增加，凡是对百姓不便的事情就予以废止。有一次汉文帝想建造一座露台，找来工匠一计算，需要上百斤黄金。汉文帝说：“这相当于十户人家的产业，实在是太贵了”，就没有动工修建。每当有天灾人祸、边境不宁的时候，文帝就反思自己的道德心性，进行忏悔祈祷。他废止了肉刑和诽谤朝廷的罪名，招贤纳谏。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他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同时还注意减轻人民负担，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减为三十税一。自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定制。文帝还下诏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
文帝修建陵墓，殉葬品不用金、银、铜、锡，只用瓦器；没有高大坟茔，保持山川原貌。文帝的遗诏说：百姓只需服丧三天，不得禁止婚嫁、酒肉、祭祀诸事。后宫眷属，夫人以下的宫女全部都遣散安置回家。
汉惠文帝在治国方略中采取德信宽容，对秦代以来的刑法也作了重大改革，废止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地提出不同的意见。下诏废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帝又减轻了笞刑，废除了秘密监视，因此狱事简省，人民所受的压迫比秦时有显著的减轻。当惠文帝听说祝祷官在祭祀的时候只为他祈求而不为百姓祈求时，他气愤地说：这不是加重我的罪过吗？昔日先王献祭从来不求自己的福份。今后祭祀上天，不得为我祈福。
文帝之子景帝继位之后，在窦太后的督责下，依然持守黄老学说规范心身而治国。当时人心纯朴，天下丰裕。到景帝末年和武帝初年时，社会和国家都已经比较富庶。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载说：“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由此可见，文景时期政治清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安定，确实称得上是太平盛世。因此，史家称这段以黄老学说治世而带来的繁荣昌盛的历史时期为“文景之治”。
汉朝在景帝之后，由武帝继位，因为武帝喜好儒术，从此运用黄老学说修身治国的方略就被逐步抛弃。汉武帝不满太皇太后祖母的管制，在武帝六年时，孝景后之弟的武安侯田蚡向汉武帝献策曰：“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史记》）。而且一位“弃孔学仁治之灵魂，独采义治为法用”的改良型儒学者董仲舒亦向汉武帝献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全面以“三纲”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人分等级的观念，完全取代“道生之，而德畜之”的万物平等、和睦、慈爱共生观。同时，也替换了孔子正儒学中的仁政观，彻底否定了亚圣孟子的“民贵君轻”、“臣可
就这样，在轴心时代的尾声之中，在学术上，一个“狸猫换太子”般的巨大转变悄然地在中国社会中发生。文化学术专制的枯井，在“尊皇贵权”的奉迎之中赫然诞生。伏羲黄老学说和孔孟正统的儒学，全部都被取而代之。黄帝所有有关修身治国的经典也同时消失无踪。老子五千言中的一些关键字句也被加以篡改，例如将“中”改为“冲”等等影响儒学“独尊”的字句。汉初时期，那种光芒万丈的思想学术自由的黄金时代，从此夕阳西下，整个社会从此进入了最保守而且最顽固的封建文化时期。在国家教育和学术研究以及仕进前途上，儒家被定为一尊独统，成为封建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封建专制文化，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不仅禁锢了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而且由于个性思想被奴化，严重制约了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
汉朝从汉武帝逐步抛弃黄老学说治国以后，好景不长，就遭逢王莽篡权之祸。王莽以繁文缛节托古改制，引起三十年大血战，国人死了三分之二。直到光武帝刘秀收拾残局建立后汉，再次遵循老子学说，以柔道治国，史称“光武中兴”，也是历史在封建专制文化社会时期的第二次启用老子学说用于治国。
有一次他宴请皇亲国戚，一人对刘秀说：你小时候柔顺和气，没想到还做了皇帝。刘秀笑答：我治理天下，也要用柔道。他心地宽宏，不计恩怨。有一次缴获了不少部下当年毁谤他的信件，刘秀非但不看，更令当场销毁，以解除部下的忧虑。刘秀自认无德、不明，常下“罪己诏”忏悔反省，不敢多事。有儒生建议刘秀像汉武帝一样封禅泰山，刘秀说：百姓怨气未消，我这样做是想欺骗上天吗？我要大赦天下，减轻赋税，裁减官吏，释放奴婢。将来我的丧礼也要仿照文帝，一切从简。东汉光武帝刘秀在位期间，调整统治政策，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史称“光武中兴”。
但是，继任刘秀的明帝和章帝，又开始渐渐离弃了“柔道治国”，奉行“以儒治国”。这个转变恰似从文帝、景帝“无为之治”到汉武帝“独尊儒术”的转变。章帝招集儒生在白虎观撰写了《白虎通义》一书，将“三纲”，“六纪”列为国家教育和取仕的普遍法则。然而好景不长，便引发败局乱象，随之而来的竟是长达三百年的战乱和暴虐。正是：道主治，由治到乱全是儒。
正当东汉由中兴再次转入腐败，明帝与章帝背弃尊道贵德，重又倡行改良儒学之际，并且组织国力埋头于对历史进行“修篡”，将道德根文化的基因，依照封建文化儒学模式进行全面修订之时，整个社会精神文化重新又进入了混乱时期。背离大道的旁门左道，邪说淫祠大行其道。此时，中国本土宗教民间道教的缔造者张道陵(公元34—156年)应运而出现了。他博通五经，精于儒学，洞悉着改良儒学背叛尊道贵德而沦为“尊皇贵权”的必然性，以及“儒术”必将长期独霸精神文化领域的社会危害性；因此转而开创道教，将道德根文化以民间宗教的形式保存延续下来，使整个民族不至于脱离道德根文化遥不可及，让社会民众仍然能够吸收“道生之，而德畜之”之中“德畜之”的精神营养，从而维护人们的精神营养不至于断源枯竭。
张道陵创立这一民间宗教，大约诞生于东汉顺帝年间(126—144)。民间道教奉老子为教祖，以《想尔注道德经》为主要经典。我们以史为镜，应当了解和把握住，在中国历史上是道德根文化的长期自然信仰，被“儒术”强行取代以后，才退而诞生出宗教。因此本土宗教的道教，绝不能全面代表历史悠久的道德根文化。是老子的学说诞生了中国道教，而不是道教诞生老子思想。道德根文化，才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伏羲易道文化、黄帝法道文法、老子德道文化，三位一体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基因。道德根文化以及其中的《老子·德道经》并非宗教典籍。《老子·德道经》，是一部大唯物主义的哲学宏著，是人类精神的食粮。
老子尊道贵德、无为而治的学说，恰似一剂能治大乱的良药，当历史推进到封建文化社会第三次启用老子学说治国时，又迎来了大治的时期。
隋朝开国皇帝杨坚，说“我兴起是靠的佛法” (《国清百录》卷二)， “老庄学说没有言明业报，也没有讲透因缘，还是佛教为高” (《唐文粹》卷三十八)。因此，佛教俨然成为隋朝国教，一时间天下风靡出家，佛经多余其它经典数十倍(《隋书》经籍四)。但是，他的儿子却并不畏惧业报，杀戮嗜血，隋朝很快败坏灭亡。
唐高祖李渊，将老子李聃视为自己的祖先。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下达了遵循老子、崇尚大道、道先佛后的诏书。唐太宗李世民在登上帝位前，曾办学馆专心致学，他反省总结了历史的教训，痛定思痛。一部《贞观政要》，记下了李世民尊天顺道、大治天下的秘诀。
魏征上奏李世民：“君王被神所器重，掌国中之大权，受到极天一般的尊崇，所以一定要居安思危，远离奢侈，以简朴为本。君臣无事，鸣琴垂拱，不言而化（引《老子》），何必劳神苦思，生很多事，管很多事，用尽聪明能事，却背离了无为之大道呢？”。李世民答曰：“真是好啊！我读你的奏章，通宵达旦，忘了疲倦。”(《贞观政要·君道》)
李世民问大臣王珪：“后来的帝王不如先前的帝王，这是为什么？”王珪说：“古代的帝王一心崇尚清静，以百姓心为心（引自《老子》），后来的帝王则不顾损害百姓，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李世民回答说：“是啊，我日夜孜孜以求的，就是清静，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五谷丰年，百姓安乐。治理国家就像栽树一样，不去摇晃树根，枝叶才会生长茂盛。君王清静了，百姓怎么会不安乐呢？”(《贞观政要·为政》)
李世民又对群臣说：我秉承天命，要至诚至敬地祭祀上天。近代拜五天帝、五人帝，不是神州道统，现在通通废除，只拜昊天上帝。
李世民说：人们以为作了天子就可以为所欲为，错了！我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都敬畏皇天。皇天虽然高高在上，却聆听卑下者的声音，我怎敢不恭敬呢？
唐太宗贞观二年，有公卿启奏说：“今夏暑未退，秋霖方始，宫中卑湿，请陛下为自己建一楼阁以居之。”太宗回答说：“朕的身体确实不宜居住在卑湿之地，但是若是答应了你们的请求，花费又太大了。当年汉文帝要起露台之时，因珍惜物力而没有动工，朕的德行不如汉文帝，而花费却比他还多，我看还是算了吧。”公卿启奏再三，唐太宗最终还是没有答应。
贞观二年，关中遇到旱灾。太宗对侍臣说：“水旱不调，皆为人君失德。朕德之不修，天当责朕，百姓何罪，而多遭困穷！我听说有卖儿女的，朕很怜悯他们”。于是派遣御史大夫，用皇宫内的金宝赎回所卖的儿女，还其父母。
贞观初年，太宗谓侍臣曰：“妇人幽闭深宫，情实可愍。我除了需要一些人帮我做些洒扫之事，要那么多妇女有什么用呢？”于是将后宫及掖庭前后三千余人放出宫外，为他们择偶。
据史所载，当时：“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最为历史家所称赞。西方的汉学家对中国的皇帝从来批评的多，但对于唐太宗李世民，几乎都是一致地褒扬。633年，纵狱囚应死者390人归家，命令他们秋后自来就死，至期皆至，如是全部赦免。白居易曾写诗歌颂太宗德政：“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杜甫也有诗曰：“至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
但是，由于道德根文化中“修之身，其德乃真”圣人之治的方法论和教育方法，未能在国家教育和全民中切实长期展开，“尊皇贵权”的封建文化体制未发生任何改变，独裁专制的温床始终存在着。因此单纯应用老子学说的德治，就难以确保天下大治的持续效应。一旦时机成熟，封建专制文化机制必然反扑而上，将德治的社会成果全部摧毁。
李世民去世后二十年，他那削发为尼的小妾武才人，被前来进香的继任皇帝李治看上，细心的皇后一片慈心，便把武才人接回皇宫伺候皇上。没想到一年之后，皇后被武才人诬陷，砍断了手足，投进酒缸哀嚎而亡。武则天登上皇后之位，待李治一死，武则天就罢黜自己的儿子，自己当皇帝，改唐朝为南周。武则天篡权，在她在位期间任用酷吏，以强硬的手段统治她的王朝。她用酷吏酷刑处死所有质疑他的人，包括自己的舅舅、两个儿子和小孙子。她的亲信发明了一本《罗织经》，专讲怎样确定、告发、逮捕、逼供反对者，直到“坦承不讳，自动招认”，然后灭其全族 (《旧唐书˙则天皇后纪》)。
武则天在精神文化领域，一反贞观之治的尊道贵德之风，只取佛法为用，改为佛前道后，如同隋朝视佛教为国教(《唐会要》卷四十九)。武则天自称“圣神皇帝”，常召佛僧进宫讲说佛法，佛僧则阿谀奉承撰出《大云经》说“武则天是弥勒佛下生”，“她实是菩萨，故现女身，为自在主，经于多岁，正法教化，养育众生，犹如赤子”(《简明中国佛教史》188页)。她以菩萨显身而自居之，却又残忍无情，心狠手辣，风声鹤唳，引发了九年宫廷内的残酷自虐式杀戮。在历经几十年暴政战乱之后，直到李隆基率禁卫军冲入皇宫，拉开开元之治之序幕。李隆基恢复尊道贵德，大治天下。这就是历史上的第四次尊道贵德，无为顺道而治，史称“开元之治”。
开元二年，“令僧侣还俗”(《资治通鉴》)。开元十年，又设立中央学术机构“崇玄学”，在京城和各州招生精读《老子》。又在京城和各州开办太清宫、玄元宫、太微宫等，召生研习《老子》。二十年，下诏书规定士庶之家必须备有《老子》一书。二十三年，他亲自批注《老子》 (《封氏闻见记校注·道教》) 。
尊道贵德，必然崇尚平等、慈爱、自由。唐玄宗在倡导道德文化之时，并没有禁止佛教，开元二十二年他还敕令注释《金刚经》，使此经流传天下，并且以密教不空三藏为自己的挚友相待之。
道德文化的昌明，同时带来了全方位的繁荣。李隆基提倡节俭、朴实，一度销毁了皇宫中金银玩物，宫妃以下不得穿戴珠宝锦绣，禁止淫乐，贞观之风，一朝复振(《旧唐书·玄宗纪下纪论》)。正所谓“君俭则民富”，那时家家存有数年的粮食，国家的粮食沉积至腐，不可校量(《元次山集·问进士第三》)。据《杜佑·通典》所记：“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东至宋(今河南商丘南)汴(今河南开封)，西至岐州(今陕西凤翔)，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今湖北江陵、襄樊)，北至太原、范阳(今北京)，西至蜀川(今四川成都)、凉府(即凉州，今甘肃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
可见当时粮食布帛产量丰富，物价低廉，商业繁茂，道路畅通，行旅安全。到开元二十年，全国有民户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最多时逾千万)，人口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比之唐初户口增加一倍半以上。
社会经济的繁荣，反过来必然又推动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其中唐诗最为后世称道，著名诗人高适、岑参、王维，特别是李白、杜甫都生活在这个时代，而唐代中期的著名诗人(所谓大历十才子)也是这个时期培育出来的。其它音乐、绘画、雕刻、塑造等艺术，也无不具有显著成就。诗人李白此时被召入京，供奉翰林院，后来“赐金还山”。他欣然咏唱：“问君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盲然去，别有天地在人间。”这就是对开元之治的赞誉。杜甫也有诗为证：“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李隆基在位长达四十五年。可惜在六十一岁时，情钟于二十六岁的杨玉环，封为贵妃。从此，“承欢侍妾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白居易诗）。后来终于引发“安史之乱”，历时九年的残杀，使黄河流域萧条凄惨，人烟断绝，兽行鬼哭。中国人口从九百万户锐减至二百万户，四分之三的都惨死在战火之中，残存者以纸为衣(《新唐书·杨国忠传·安禄山传·本纪六》)。
从此盛唐一去不复返，整个社会重新又被卷入自然因果周期律的怪圈。“安史之乱”平息以后，儒家在盛唐的一百多年期间内，倍受压抑，默默无声之后，终于在唐朝步入衰败时发泄喷爆出来。韩愈力排道家和佛家，断定神州道统是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子孟子，此后便无人相继。韩愈说，老子小看仁义，是坐井观天。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有为而成，岂能无为而治？君王发令，臣下从命，百姓劳作，君臣父子，天经地义，佛道竟然不加区别，一概而论清静寂灭涅磐之类，成何体统？还要烧毁一切佛道经典(《原道》)。
“安史之乱”平定之后，李适、李诵二帝相继启用儒者，以求有为而成，但却是回天乏术。全国藩镇（军阀）割据，混战不已，朝廷宦官作孽，朋党相争；天下民不聊生，揭竿而起。短短的百年安定，随即又被数百年的战乱所完全吞噬。
五代十国你死我活地拚杀了几十年，进入宋朝时期。宋朝崇儒学，使儒学的文化基因再次异化，诞生出理学，高度为“尊皇贵权”服务，对内凶狠、对外懦弱。先后向契丹辽人和女真金人巨额献贡，苟且偷安。直到蒙古大汗忽必烈的铁骑彻底扫荡了神州，中国完全落入异族之手。辽、金、蒙古三次异族的欺凌和统治，长达四百年。明朝虽然收回了主权，却又自相残杀，暴虐于内更为狠毒，与明朝暴政共始终的是遍地暴动。李自成最终推垮这座腐朽的大厦，清军在李自成迅速走向自己的反面时，乘虚长驱而入。
清朝初期，康熙大帝以少数民族那种原始古朴的形态，以及未受儒学严重影响而轻省简约的统治风格，入主北京故宫。他虽然未曾力倡以尊道贵德为治国方略，但是他的思想和行为都颇为接近老子学说范畴，因此出现了康乾盛世的景象。
康熙大帝，天纵聪明。八岁称帝，十六岁智擒鳌拜，二十岁开始平定三藩叛乱。后又收复台湾，三次亲征蒙古噶尔丹叛乱，北抗沙俄入侵，在拉萨设置驻藏大臣，近代中华版图赖以粗定。《清史稿》上说：康熙大帝“仁孝性成，智勇天锡。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更难得他“圣学高深，崇儒重道”，深知“帝王之治，必以敬天法祖为本。合天下之心以为心，公四海之利以为利”。康熙说：“从来与民休息，道在不扰，与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清圣祖实录·卷40》)。康熙指责理学家说：“终日讲理学，所行之事全与其言悖谬，岂可谓之理学？”(《清圣祖实录·卷112》)。康熙在诏书中，说“朕自幼读书，寻求治理。年力胜时，挽强决拾。削平三藩，绥辑漠北，悉由一心运筹，未尝妄杀一人。府库帑金，非出师赈饥，未敢妄费。巡狩行宫，不施采缋。少时即知声色之当戒，奸佞之宜远，幸得粗致谧安”。他颁旨将皇宫的宫女从九千人一下子降至一百三十四人，减了98.5％。宦官从十万人，减至五百人，少了99.5％。金花银每年97万两，全部减除。脂粉钱每月40万两，全部减除。这一切深合道家思想的治国方法，开创了中国封建文化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盛世。
从以上引据解析反省历史之中，我们可以看出，全息性地转录和翻译着中国2500年以前道德根文化基因的《老子·德道经》五千言，以及它所揭示的原理，含有具大的能量性和潜在的救失补偏性。她在中国封建文化专制的历史进程之中，在自然因果周期律大循环的污泥沼泽之内，一旦“偶然”被较为开明、私心贪欲稍轻的封建帝王所效法和使用，依据其理论和方法内律己身，外用之于治国，那么就都能迅速产生一个时期的“东方净土”效应，使社会治理进入国泰民安一段时期。给人们带来冲破因果周期律，长治久安的希望和曙光。但是一旦丢失它，被儒术所取代，却又必然重陷于因果周期律的泥沼之中。文景之治是如此，光武中兴亦如此；贞观之治如此，开元之治亦复如此。
代表道德根文化基因的老学和原生态的孔学，与丢失道德根文化基因的道家方术派以及异化的儒家董学派以及理学派，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前者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但是，却始终透发出强大生命力的光辉，为社会发展作出不朽的贡献；然而，后者却永远只会将整个社会重新卷入自然因果周期律的泥潭。这些现象，都是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我们近代的学者，不知道为什么，都不愿意从自己民族本身精神文化的角度去审视和反省中国的文化历史，而是千篇一律地按照西方和苏式的观念对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进行剖析，因而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自然因果周期律之内而不觉。这，大概就是一种“不识庐山真面貌，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环境固囿效应吧。
“偶崇道德治世安”，这一现象并不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谜团，而是一种必然。因为老子的学说全息地携带着春秋战国以前二千五百年甚至更久远历史时期中中国道德根文化的全部基因，她既没有基因缺失、也未曾发生基因异变；她就是轴心时代以后，中国社会本来应当坚守并且尊顺长期执行的文化瑰宝。可惜，我们历史上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那么，为什么老子的学说虽然能促成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的诞生，却又不能确保这种繁荣盛世期的长治久安呢？
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整个封建文化的实体系统，在春秋战国五百年的战乱中已经全部牢固地形成封建体制。“尊皇贵权”的社会文化格局，已经全面破坏和取代了“尊道贵德”的社会文化基础。“天下为家”，已经完全取代了“天下为公”。封建型国家体制一旦确立之后，由于它迎合了人性中的私心贪欲，再加上封建文化的全力维护装扮粉饰，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2500以年来，这种封建体制从未发生过一次真正能触发其根本的彻底改变。孙中山虽然提出“天下为公”的口号，并且进行艰苦卓绝实践，去摧垮这种国家体制。他的尝试当时只是短暂地成功了，还未能全面进行贯彻之时，胜利的果实却很快被袁世凯所篡夺。两面三刀的袁世凯，将民主与法制玩弄于股掌之中，最终还是重归复辟帝制的老路。蒋介石后来当了总统，却仍然是旧瓶装新酒；以总统之名，行封建体制之实。
由此可见，中国的封建体制，在几千年封建文化的帮衬之下何其坚固而难以摧毁！精神文化是社会的基础，精神文化渗透于人的灵魂之中，极其难以改变和清除。中国的封建文化，是在中国道德根文化这个文化基因中，丢失基因片段、扭曲异化以后产生的病态文化，是不符合自然宇宙法则，是离道失德的畸变文化。由于这是一种属于文化基因导畸生异的病因，那么基因病只有应用基因修复进行对症施治。只有运用完整而健康的基因，才能够修复丢失和畸变的基因。只有全面复兴传统道德根文化，尊道贵德，修身明德，在文化领域正本清源，整纲肃纪，才能彻底清除专制封建文化。封建专制文化遗祸彻底根除之时，道德根文化全面复兴之时，才是封建机制彻底消失之日。
道德根文化的真正复兴和长治久安，离不开社会体制的尊道贵德，离不开社会具备三皇五帝时期的那种民主和法制并行不悖的社会机制。父子相替、子孙相传的世袭型家天下封建体制以及各种类似型的体制，所有不能扼制人性中私心与贪欲的体制，根本无法确保道德根文化的持续入世，以及充分长期发挥修身治世的作用。
老子曰：“不辱以情，天地将自正”“我无为也，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老子·德道经》）。
老子曰：“事物不符合道就会很快夭折”。纵观中华二十四史，桩桩件件无不都验证了尊道贵德的重要性。顺道修身治国，则四海归心；悖逆于大道，则天下大乱。守之则治，离之则乱。老子学说，世间绝学，无出其右。
五、道德修身天下公
以史为镜，展开中国离道失德的历史画卷，当我们运用《老子·德道经》五千言中的圣人之治方法论进行纵览时，当我们运用《黄帝四经》法道文化进行反思和剖析时，不由令人掩卷叹息。三皇五帝时期虽然悠远，但是她却曾经为古老的中国开创过天人合一、尊道贵德的古代文明。那古朴清纯的联邦民主共和体制，以及尊道贵德的精神文化滋养心身，曾经使东方的这块土地被祖先美誉为“神州”，自豪地加额相庆。“天下为公”，曾经使这片土地成为人间的乐土。《诗经》三百，仍然散发着昔日“思无邪”的香馨。
人类永远都无法满足的贪欲和私心，纯洁心灵对大道自然信仰的蒙尘，终于使祖先们顺应自然大道而开创的文明扭曲变型。离道失德，使整个社会从此不再顺天应人，道德根文化的基因从此开始丢失、异化、变形。“天下为公”蜕变为“天下为家”，蒙蔽了人的灵性，全面地张扬和放纵了人性劣根中的阴性。这一切互为因果愈演愈烈，终于使整个中华民族从此深陷自然因果周期律的陷阱。当三王时代顺天应人的法则被彻底抛弃，战争、专制、强权与酷刑就成了整个社会滚动的轴心。
春秋战国五百年反复残酷杀戮的血腥，凝聚成浓重如墨一般的乌云，从此笼罩在整个中国大地的上空，渗入到每个炎黄子孙的心灵，成为因果周期律反复重演的祸胎和病根。与此相伴随同步的是，诸子百家用人心的利刃将道德根文化的基因毫不留情地一一瓜分，基因的密码从此被改写和重拼。伏羲易道文化、黄帝法道文化，失去昔日的清纯和天人感应的本真。丢失基因和扭曲基因的学说集约凑拼，从此构成封建文化的阵营，成为专制帝王的坚强后盾和滋生战乱的病因。
尽管天道慈悲诞生老子，留下五千言阐明德道文化之路是社会的根本，留下“夫唯道，善始且善成”（《老子·德道经》）的谆谆劝诫警示，并且指明“修之身，其德乃真”。以身修德，是观察人、观察家庭、观察社区（乡）、观察国家、观察天下的唯一标准。然而，由于“忠信之泊”的社会共性，五千言的金玉良言难以注入人心贪婪的沟壑，将这个巨大坑洞填平。社会上多见的，反而是对老子五千言的曲解、误译、乱评。老子的五千言，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四次冲破封建文化的重雾阴霾，给中华大地带去清明和盛世的辉煌效应；却由于封建体制的壁垒森严，难以长治久安，全面发挥出其人间绝学的全部效应。
自从秦始皇公然剥夺大道的威荣，二世